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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销量需要脑白金
——访北京乐家轩首席录音师陈建平

本刊记者/ 黄伟

2007年,对于跨过数字元年的中国唱片行业,有媒体预计国内数字音乐的市场规模于2008年有望达到81.4亿元,但这个看似庞大的数字还远远无法满足风险投资商们的预期目标。除了毫无理智的数字音乐消费者来为如此巨大的风险投资保驾护航外,有人预计华语唱片工业将会面对数字泡沫经济,出现崩盘的低谷;但也有人乐观认为,历经盗版的痛楚之后,华语唱片业在和网络运营商的异业联姻,网络音乐,彩铃的商业神话,终于使唱片行业在悬崖坠落的过程中,抓住了求生的救命稻草。在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前景尚未明朗的前提下,斥资2300万打造亚洲航母级别的录音公司,在北京圈内人士看来,乐家轩文化传播公司的商业运作行为着实有些“疯狂”。作为前台湾雅弦工作室,北京乐家轩文化传播公司的首席录音师陈建平,无疑成为制造行业“地震”的新闻主角。

2007年4月,拥有近30年录音资历,素有“台湾第一金耳朵”美誉的陈建平,在北京揭幕亚洲最大的录音棚——乐家轩的神秘面纱,在挑战录音航母高度的同时,他也将14间装饰豪华的专业录音室,Neve全数字式混音台,SSL9000J超级混音台,悉数亮相在业界面前。基于对声音的热忱与坚持,童安格、黄安、江建民、张亚东、李杰业界明星们的加盟助阵,令谦逊和善的陈建平不时露出欣悦的笑容。昔日,他带领他的伙伴们,曾经录制出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包括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王菲的《天空》、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齐秦的《狂飙》、《爱情宣言》、梁朝伟的《一天一点爱恋》、张靓颖的《逆时针》……而今,在华语音乐中心向北京汇聚的今天,他将职业生涯再次盘踞在新的制高点。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上世纪80年代出道至今,陈先生经历了台湾民歌运动、流行音乐商业化发展的不同时期。而今,台湾的唱片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陈建平(以下简称陈):对于7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而言,恐怕要归功于1977年~1980年举办的金韵奖民歌大赛。在“金韵奖”问世之前,台湾流行音乐还在甜歌皇后邓丽君和欧美翻唱的浮靡旋律中徘徊。校园民谣带来的清新曲风,让先前的靡靡之音成为过往。在校园民谣末期,流行音乐进入了商业化蓬勃进展的时代。

在HI—POP、R&B大行其道的今天,华语唱片成为周杰伦、陶 为代表的新音乐人的天下。若是第十二届金韵奖没有诸多限制因素,最佳专辑奖、最佳演奏奖非周杰伦莫属。近五年来,如果没有周杰伦,台湾流行音乐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夸耀的地方。他的音乐既有R&B的味道,又有东方音乐的色彩。从专业欣赏角度看,他的录音品质无可挑剔。

今天的流行音乐是在求新、求变,吸纳更新鲜的音乐元素。只要制作人有创作才情,他可以随时利用网络媒介来传播音乐。网络歌曲现在有成千上万首,但大家喜欢的也只有几十首而已,这也说明网络歌曲制作的良莠不齐。但从另一方面看,只要作品是好的,同样会有市场生存的环境。

记:陈先生认为香港和台湾流行音乐市场滑坡和萎缩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陈:对于港台流行音乐市场萎缩,艺人转战北京的问题,在我看来,唱片市场出现滑铁卢的因素是多元的。盗版问题和网络音乐的冲击首当其冲,信息产业的革命,以及依据互联网媒介进行的新的音乐传播模式,让在唱片工业化模式中成长起来的音乐制作人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在今天,用物理载体CD作为营销手段的时代已时过境迁,CD的存在意义已变成音乐制作人跻身市场的一张“音乐名片”。

在台湾唱片市场,政府放任自流的政策,使台湾唱片业步履艰难。历经30多年的累积,台湾成为华语唱片的中心,一路走来,着实不易。而今,市场的萧条令那些打拼多年的音乐制作人们心痛不已,也使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如果唱片公司做一张赔一张,有谁还会有兴趣投身在这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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